还没议定是不是要出击，吕范就与朱桓争起了任务，倒是让孙策有些意外。
他原本以为在江中议事，有高山在前，急流在侧，大家总能理智一些，谨慎一些。现在看来，他还是太天真了。
好战轻敌之气不是个别人，而是全军如此。
人人都以为益州是最后一块肥肉，都想扑上去咬一口，却忘了益州是块带骨头的肉，弄不好会崩了牙。
既然诸将求战心切，孙策也就没有在战与不战上纠缠太久，随即将话题转为如何战。
在江陵督娄圭的推荐下，夷陵守将潘华为孙策及诸将解说地形。
广义上的三峡指的不仅是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三道峡谷，而是长江切割、穿越巫山等山脉的整个流域，包括从鱼复到夷陵的整个长江段，全长五百余里。
因为山高水急，耕地稀少，这五百多里的流域中间只有巫县、秭归两个县，县倒是不小，都在万户以上，但相隔较远，又沿江而行，非常不方便。一旦遭到攻击，很难得到支援，只能各自为守。
循江而行，交通不便，尤其是对下游不利。满载的船只要逆流而上，比顺水而下困难多了。因此，早在几年前，还是刘焉主政益州时，荆州就主动放弃了巫县、秭归，将防线收缩到夷陵，以减少消耗。在孙策与河北相争时，曹操曾率部东出，双方在三峡有过交锋，后来也不了了之。巫县、秭归两县虽多次易手，时间却比较短，战事一结束，双方都不约而同的放弃了驻军。
直到去年初，法正主持东线战事，他向巫县、秭归增派了兵力，增修了城池，加强了控制，将战线一直推进到西陵峡，威逼夷陵。不过他一直没有真正发动攻击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。
法正在秭归以西修缮了几座城，作为要塞，扼守水陆。要塞面积有限，驻守兵力不过数百人，补给依赖于上游而来的船只补给，一旦断切这些补给，这些要塞就失去了意义，所以只能作一时之守，并不能起到真正阻隔大军的意义。
最重要的还是两座县城：巫、秭归。
两个城都是县治，有坚固的城池，也能得到本县的物资补给，可以驻扎较多的士卒，坚守较长的时间。如果不能及时拔除，势必对大军的补给造成威胁。
三峡之中，西陵峡最险，对大军前进阻碍最大。秭归是西陵峡的西端，法正将前锋推进到秭归，自然是利用西陵峡的地形，阻碍大军西进。
瞿塘峡作为最西侧的峡谷，虽有夔门之险，却离鱼复最近，也就二十里左右。一旦夺取巫县，离进入益州只剩最后一道扜关，危险不言而喻，也是必争之地。法正加强巫县防务，扼守益州东门的决心昭然。
归根结底，真正的战斗必然是秭归和巫县，其他的都是小问题。法正早就看到了这一点，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
听完潘华的介绍，孙策有些遗憾。当初对巫县、秭归的重视不够，让法正轻易得手，如今成了麻烦。
这事不能怨娄圭，至少主要责任不是娄圭的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没打算从水路进攻益州。现在这么做，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权威和对军队的控制，是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定传承。
十年一晃而逝，他的想法已经与当初不同。
是理性的妥协还堕落，他也说不清楚。
潘华的介绍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，顺理成章的争得了出战的机会。与朱桓、麋芳商议后，孙策将娄圭及其统领的江陵战区将士纳入前锋序列，与中军水师、前军并肩作战，由他直接指挥。
江陵是前线，江陵督统将士八千余人，除去留守各县的兵力，娄圭直接指挥的有三千余人。这次能纳入孙策直接指挥的主力，只要不出大错，随例立功，娄圭跻身大督是意料中的事，封侯也是有可能的，就连潘华、北堂羽等将校都有机会。
诏令一出，江陵战区士气高涨。
孙策随即下达了第一道作战命令：派遣精锐，进入西陵峡，打探形势。
中军水师是主力，自然不用多说，麋芳、陈矫亲自出阵，查看沿途的形势，熟悉水情，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准备。
潘华因镇守夷陵多年，熟悉西陵峡，成为当仁不让的人选，被娄圭推荐为首战将领。率领本部千人，随麋芳行动。
朱桓没有派孙权，也没有派孙观，却派出了贾逵。贾逵之前本打算发言，被吕范打断，后来因为出战之议已定，也就没有多说。朱桓向孙策转述了贾逵的意见，对贾逵称赞有加，评价远高于孙观。
三部共五千余人，大小战船三十余艘，进入西陵峡，向最近的夔城驶去。
同时，孙策命左将军吕范、后将军张燕协同武陵尉北堂羽，各率本部人马，共一万三千余人，船两百余艘，循夷水（今清江）而进，寻找战机，牵制蜀军兵力。
夷水是长江仅次于沔水的支流，在长江通航之前，夷水一直是沟通巴楚的重要通道，如今还在发挥作用。只不过夷水西端同样受阻于扜关，还要翻过几道山，不适合大军行动。
依吴军惯例，大军行动会安排文吏随行，记录军事部署，绘制地图，为撰写战纪积累资料。吕范、张燕官居左将军、后将军，是中军将领，文吏当由尚书台指派。裴潜主动请缨，得到了孙策允许，随军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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